杨乐摇摇头，点评道：“睚眦必报，这是个贬义词，我不太喜欢，我觉得应该用‘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’这句话概括更确切。”
“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！”诸葛师咀嚼着这句话，哈哈笑道，“果真不愧是国公爷，精辟之言，说的好！”
杨乐无比汗颜，这句话可不是他说的，而是那位伟大的领袖说的，他只不过是借用而已。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江南地区，富甲天下，天下税赋十居六七，三大镇守太监竟然同时抗法不遵，不交盐税，偏偏就在变法之后，这分明是有人给我出的一个难题，但愿这一去，问题能迎刃而解，否则，江南不定，人人效仿，变法恐怕又要夭折了！”
诸葛师摸着胡须，道：“这借刀杀人之计虽然高明，不过若是国公爷趁此时机一举搞定了福王，不但能给天下所有的藩王树立了一个榜样，而且还能杀鸡儆猴，削藩的事情势必水到渠成。正可谓：塞翁失马，焉知祸福啊。”
“福王可不是普通的藩王，对待他，我们不能大意。”杨乐沉声说道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此行的任务十分艰巨，要想从福王手里要到税银，比登天还难。
福王朱常洵，亦称福恭王，又俗称老福王，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三子，也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父亲。
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，为第三子。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（1582年），王恭妃生下长子朱常洛。明神宗宠爱郑贵妃，想废长立幼，被众大臣、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，史称“国本之争”。
“国本之争”是万历朝最激烈、最复杂的一起政治事件，共逼退首辅四人，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，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。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。明神宗故意不上朝以示抗议。
为了平息皇储争议，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十月，神宗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、三子朱常洵为福王、五子朱常浩为瑞王、六子朱常润为惠王、七子朱常瀛为桂王（次子和第四子未成年就去世了），国本之争事件最终落下帷幕。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
这些便是大明末年的皇室藩王了。其中，当然数福王朱常洵的身份最为尊贵。
要从这位藩王手里拿银子，何止千难万难。为了防备不测，杨乐这次出京带了三百名神机营的士兵，全部都是从营中挑选出来的最晓勇善战的老兵，每人配朴刀匕首，三百人分成三支小分队，各队分别配备连环弩、火铳和长弓，除非有军队暴动，否则就凭这三百人，谁也休想伤得杨乐一根寒毛。
这是薛云亲自挑选出来的侍卫，杨乐现在可是国安局、甚至是皇上心中的支柱和灵魂，他怎敢大意？若不是杨乐觉得太过兴师动众，薛云真想给他配上三千人马，再派出十艘大船给他保驾护航。
三百人用两艘巨舰足以承载过来，这第三艘巨舰承载的则是京中豪门运往南方的货物。京师王公贵族多如牛毛，这些大家族少则数百人，多则上千人，因此需要大量的粮食银子来养活他们的家人和佣人，而明朝的俸禄是很低的，正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他们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去侵占土地，兼并土地，贪赃枉法，这些都是为了敛财养家糊口。而且在变法之后，达官贵人手里的土地变得更少，因此，这些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到了商业贸易上，利用官方的顺风船运载私货。
杨乐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对这种不妨碍公务、夹带私货的贸易并没有制止。水至清则无鱼，变法之后，如果真的不给这些人捞点油水，去养活他们的家人，生活所迫之下，他们恐怕又要惹是生非，阻止变法了。
……